引用格式：[1]孙国锋,王慧. 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推动作用、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 [J]. 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6(1): 62-67.

　　[摘 要]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上具有一致性，成为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关键力量。本文立足“十五五”时期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突出战略位置的时代背景，系统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推动作用及现实挑战与对策建议。研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要素重构与形态革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的“质”的飞跃，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支撑。文章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两大梗阻：一是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之间的“断裂带”；二是要素配置体系的结构性滞后。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系统性的提升路径，包括强化科学技术创新引领与产业载体建设、系统性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优化制度环境，以及构建动态响应的人力资本供给体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优势，其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辟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路径。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必须坚持以科学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加速形成并壮大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新”与“质”的深刻变革。“新”体现为要素重构与形态革新，即科技创新驱动劳动者向高水平人力资本跃升，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等数智工具催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由此衍生出新业态与新模式，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演进。“质”则标志着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它打破了传统依赖要素投入、高消耗的路径，通过技术与要素高效融合，转向可持续、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质态，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增长的飞跃。为此，需要在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厘清其与传统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高水平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赢得发展主动权。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亦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与显性标志。基于此战略意义，它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推进工业化的国家的普遍共识与努力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顺应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全面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战略首要任务，更是当前关键推进期的核心任务，旨在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产业体系虽以门类齐全和制造规模见长，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以及结构失调仍是突出痛点，部分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材料和重要零部件自主化能力不足，构成产业发展的关键短板。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水平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中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核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驱动下，新质生产力正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增长点等多种路径，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

　　新质生产力拓展了生产要素的维度和属性，促进传统生产要素向高级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在数字平台与技术的支撑下，数据要素能够穿透传统生产要素的固有边界，削弱资源配置的时空约束，催生新型要素配置形态。这表现为产业数字化进程，即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产业，通过流程再造、精准决策和模式创新，全面提升研发、生产、流通、服务各环节的效率和附加值。数据与算法结合，正重塑传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要素的积累、处理与应用本身，直接推动了数字产业化发展。以大规模数据运算与价值挖掘为基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成为主导力量，发挥出对整体经济的乘数效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模糊了产业边界，促进了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最终形成“数据-算法-场景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先进的信息网络和万物互联技术，使得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化工具正深入各行各业，促进数据的广泛积累和高效聚合，深刻改变着传统经济活动的边界和模式。信息技术在推动数据规模化利用的同时，也深刻重构了经济活动的运行框架。互联网及各类数字平台的普及，实现了资源与信息在更大范围、更高精度上的动态匹配与共享，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与协作门槛。在研发创新领域，基于开放数据平台和协同工具，跨地域、跨组织的知识共享与联合攻关成为可能，极大提升了研发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重复投入与资源错配，加速了技术迭代与知识扩散进程。这一系列变化不仅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而孕育出以高效、智能、绿色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得以加速构建：其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引领，以产业融合为结构特征，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关键支撑，逐步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系统。因此，信息技术已不仅仅是工具性支撑，更是推动产业结构系统性升级、构建面向未来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基石。

　　从产业组织与空间经济视角审视，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显著依赖于其对产业集聚水平与形态的深刻变革与提升。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赋能集聚经济，提高产业空间组织配置效率。传统产业集聚主要基于成本节约与知识外溢，而新质生产力极大地拓展了集聚的边界与深度。一方面，数字平台与智能物流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能够以更灵活、更精准的方式实现虚拟集聚或地理邻近，这突破了传统集聚对地理距离的严格依赖，促进了跨区域、网络化的产业生态形成。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知识创造与扩散速度加快，强化了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效应，加速了技术创新迭代，使产业集聚区从成本洼地转变为创新高地。其次，新质生产力催生并强化了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导向的新型产业集聚形态。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引领作用，这些产业高度依赖前沿科技、高端人才与复杂协同。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颠覆性技术本身具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与生态依赖性，其研发与产业化往往需要基础研究机构、高技术企业、风险资本、专业化服务机构的紧密地理邻近与协同互动。这种需求催生了以创新为核心目标的高级集聚形态。此类集聚不仅共享基础设施，更深度整合实验平台、数据资源、人才网络和风险资本，形成了一种能够快速试错、交叉融合、孕育原创技术的创新生态系统，直接驱动产业体系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的过程，本身也是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资源、资本、人才等要素在更高水平集聚区的定向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了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先进生产力部门转移，淘汰了落后产能，引领产业整体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绿色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产业集聚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转型，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由颠覆性技术与前沿创新驱动的高级生产力形态，其内生性、探索性与系统性特征，决定了其培育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制度环境——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恰当安排。在传统的追赶模式下，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资源直接配置甚至替代市场决策等方式介入微观经济，虽在特定阶段发挥了催化作用，但在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新范式中，过度或不当的政府干预往往演变为抑制创新与扭曲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理论分析表明，合理界定政府行为边界，减少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是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化的重要制度前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强调产业应具备韧性、协同性与先进性。若政府持续通过定向补贴、市场特许权或隐性担保等非中性手段过度扶持特定企业或所谓“冠军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这不仅容易诱发受扶持企业的道德风险，削弱创新激励，更会挤出或抑制潜在的新进入者与创新型市场主体，从而削弱产业体系的动态竞争性与演进活力。长期来看，此类干预将固化产业结构、误导要素流向，阻碍产业体系基于技术革命与市场需求的自发演进与迭代升级。

　　总的来说，减少选择性干预、切实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成为激活新质生产力驱动效应的关键。在竞争中性框架下，所有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新质生产力的真实效能得以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接受检验。只有真正具备技术先进性、模式创新性与运营高效性的企业方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扩张；反之，落后产能与低效模式则被市场自然淘汰。这一基于市场的自动筛选机制，构成了产业体系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方向演进的根本动力，也为构建具备自适应能力动态优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网络提供了最有效的制度基础。

　　当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进程中，面临一系列深层次且相互交织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生产力变革本身的内在挑战，也受制于既有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制约。

　　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之间的“断裂带”的本质是知识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系统性脱节。这一困境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虽然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并涌现出大量高水平论文和专利，却难以将这些前沿突破高效地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优势。具体来看，这种断裂首先体现在创新链条的关键环节——中试平台和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的薄弱上，许多实验室成果因缺乏工程化、工艺化验证的中间载体而止步于原型阶段。例如在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高校研发的创新材料等相关技术成果往往因无法解决规模化生产的稳定性或成本问题而束之高阁，同时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导致不同企业重复投入研发，资源分散且难以形成合力，这背后是市场导向的产学研融合程度不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体系仍偏重论文发表而非技术转移，企业则因短期盈利压力不愿承担高风险、长周期的应用研究，双方合作常流于形式或局限于低层次委托开发，未能形成从需求牵引到协同攻关的深度绑定。更严峻的是，这种断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放大，例如高端芯片设计虽取得进展，但制造环节依赖国外光刻机和材料，工业软件市场被欧美企业垄断，导致产业链在高端环节依然脆弱，一旦遭遇技术封锁或供应链中断，整个产业升级就可能停滞，而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尽管算法研究全球领先，但在硬件算力、底层框架和行业落地场景上仍受制于人，许多企业只能聚焦于应用层“内卷”，难以构建自主生态。这种局面不仅造成创新资源的巨大浪费，还使我国产业体系长期处于“追赶”状态，无法通过原创技术引领形成新的增长极，最终削弱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韧性。

　　要素配置体系滞后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构成了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深层结构性障碍，这一困境在现实中表现为传统以土地、劳动力、一般资本为核心的要素驱动模式，与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对数据、高端人才和耐心资本等新型要素的渴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脱节与错配。首先，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巨大潜能因制度建设的滞后而被严重束缚，尽管数据总量庞大，但权属界定模糊、流通交易规则缺失以及安全使用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市场呈现“有数无市”或“有市无序”的尴尬局面，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合法、合规、低成本地获取高质量数据资源进行算法训练和模式创新，数据孤岛现象普遍，数据作为创新催化剂和效率倍增器的价值远未释放。其次，人力资本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高等教育体系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培养模式上调整缓慢，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实践需求存在明显“时差”，导致毕业生知识技能老化，同时职业培训体系未能有效对接产业快速迭代的技能需求，造成“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尤其缺乏既懂前沿技术又懂产业场景、既具科学素养又有市场洞察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和高技能工匠，人才金字塔的顶端和基座均显薄弱；最后，金融体系的适配性不足成为关键瓶颈，传统银行信贷基于抵押和现金流的风控逻辑难以评估科技创新企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无形资产价值，而多层次资本市场虽已设立科创板、北交所等板块，但整体对早期、硬科技企业的包容性和支持力度仍显不足，风险投资往往追逐模式创新或短期可退出的项目，对需要长期深耕、攻坚核心技术的“硬骨头”领域缺乏足够的“耐心”，使得许多原始创新在从“0到1”跃升后，困于“1到10”的规模化阶段，因资金枯竭而夭折。这三重维度的要素配置失衡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数据价值难以变现制约了数据驱动型人才的培育与吸引，金融短视则进一步放大了技术转化和人才投入的风险，最终导致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创新要素无法顺畅流动、高效聚合与优化配置，形成了制约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跃迁的实质性桎梏。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为新质生产力筑产业载体。其一，依托新型制，集中攻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布局类脑科学、量子信息等未来技术，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二，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开展系统性能力评估与梯次突破计划。聚焦大飞机、航空发动机、高端医疗装备、精密仪器等重点产业链，组织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项目，力争在整机集成与核心系统上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其三，加快推进制造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与智能化升级，鼓励龙头企业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大数据中心。推动数字技术向服务业、现代农业深度渗透，培育服务型制造、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同步强化数字产业化能力，布局下一代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形成“数字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数字”的良性循环。其四，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在节能降碳、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研发与推广力度。全面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完善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及绿色供应链的标准、评价与认证体系。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化改造，构建从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到市场消纳的完整绿色产业生态。

　　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系统性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是关键路径，需实施一套目标明确、工具协同、分层推进的组合政策。该政策体系的起点在于强化产业链精准治理与顶层设计，绘制包含上下游关键环节、技术路线和供需关系的产业链全景图谱，并全面推行“链长制”工作体系，实现招商引资由单一企业引入向系统性补链、延链、强链的战略转变，引导资源向产业链关键缺失环节、高附加值环节集中，推动形成特色鲜明、分工协同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需创新资本引导与平台支撑机制，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与杠杆作用，采用“以投带引”模式，联合社会资本共同投向前沿技术与先导产业；同步规划建设共享中试平台、共性技术研发中心，并面向创新产品与服务开放首试首用场景，有效降低企业从研发到市场化的风险与成本，筑牢集群创新的基础设施。政策实施的核心环节在于构建梯度培育、融通发展的企业生态。推行“龙头+配套”企业培育计划，一方面支持链主企业开展供应链开放共享、创新链协同攻关，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聚焦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鼓励其深度嵌入主导产业链，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供应链互嵌、数据共享的产业生态系统。最终，所有政策需依托于智能化、绿色化、韧性的空间载体落地实施，应超前布局5G/6G网络、工业互联网标识节点、边缘算力中心等数字设施，并系统规划园区级能源管理、碳监测与循环利用设施，打造“数字孪生园区”与近零碳示范区，从而在物理空间与运营环境上为高质量产业集聚提供高效、低碳、可持续的系统支撑。以上措施环环相扣，形成一条通过提升产业集聚质量驱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的可实施路径。

　　通过系统性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是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运行效能与创新活力的关键制度保障。其核心逻辑在于推动政府角色从挑选赢家转向培育土壤，将政策重心从对特定企业或技术路线的选择性扶持，转向构建普惠、公平、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具体实施路径包括三个协同推进的层面：其一，以市场准入改革与审批流程重构为主线，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破除制度障碍。全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清理各类隐性壁垒和不合理门槛。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试点“监管沙盒”和承诺制审批，对新技术、新业态设置审慎包容的观察期和风险可控的测试空间，显著降低企业从设立到运营的制度性时间成本。其二，以信用监管与智慧监管为核心，构建适应新型业态的现代化监管体系。建立基于企业信用评价的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对诚信企业降低检查频次，做到“无事不扰”；对高风险领域实施精准监管、重点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监管”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协同监管，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全程动态监控转变，为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提供规范透明的规则环境。其三，以强化公共服务与要素供给为支撑，精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资源应重点投向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的基础环节，如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与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如中试基地、检测中心）的稳定支持；超前布局5G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开放数据平台等新型公共产品；深化人才评价、流动与数据确权、流通等关键要素市场改革。通过构建功能性的产业服务体系，系统性降低全社会的创新风险与交易成本，从而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韧性与高级化演进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破解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间的结构性失衡，系统构建能够动态响应、深度融合的教育与培训新生态。核心在于打破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与产业高质量发展间的制度及实践壁垒，推动人才培养向敏捷化、实战化转型。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应强化顶层设计，建立专业与课程动态调整机制，支持高校与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共建前沿交叉学科，通过设立“产业教授”岗位、推广项目制课程，将真实研发场景融入教学，突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同时深化教师评价体系改革，将成果转化纳入考评，激励教师面向产业需求开展创新。职业培训体系需依托数字平台和行业组织，构建“技能监测一培训对接一认证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广企业学徒制与模块化微证书，重点面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设计可持续技能提升路径，加强对农民工与转型劳动者的再培训，夯实高技能人才基础。针对复合型领军人才短缺，应依托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制定“技术一管理一市场”融合培养计划，积极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并赋予其技术路线决策权，配套长期股权激励与荣誉体系，激发创新活力。政策保障上，需加大财政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并建立教育、科技、产业等多部门协调机制，推动人才标准与数据互通，最终构建贯穿基础教育到终身学习、融合理论与产业的全周期人才发展体系，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